千里讨薪后，他们不只拿回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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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两年前就拿到的工资，刘大伯和他的5名工友跨越千里，3次讨薪都未果。6名农民工家庭中，有3户困难户、3户特困户，这些农民工的生活面临不小的困难。无奈下，他们带着最后的希望，再次踏上讨薪路。他们能成功吗？

“为讨薪，我们打了5天地铺，现在工资到手，终于能回家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了！”前不久，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大厅，60岁的刘大伯和其他5名农民工站成一排，向两天来为他们马不停蹄解决工资纠纷的检察官们深深鞠躬。

【资料图】

两周后，已返回河南老家的6名农民工又收到了该院发放的司法救助金总计3万元。“你们不仅帮我们讨薪，还给我们救助！”收到救助金的刘大伯第一时间给检察官打来电话。

工资被欠两年，6人千里讨薪

2018年底，刘大伯等6人在河南老乡崔某的雇佣下来到江苏，先后为苏州某装饰工程公司别墅外墙工程、苏州某建筑劳务公司外墙保温工程进行施工。工程涉及南通、太仓两地，刘大伯等人一直坚守在一线工地，终于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了工程任务。

然而，完工后，大家却没能收到全部的工资，其中8万余元未能结清。两年来，崔某带着大家前后3次来苏讨薪，却都没有结果。

今年6月，崔某开着一辆空调坏掉的旧面包车，载着刘大伯等人，千里迢迢从河南老家出发，又一次踏上了讨薪之路。

“我们几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地里的收成也不好，这一趟是最后的希望了，再辛苦大家也不要放弃呀！”路上，刘大伯哽咽着劝说车上的工友们。

据了解，上述两家公司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注册地址位于苏州市相城区。到达相城后，在老乡的帮助下，几人来到相城区总工会反映被欠薪的情况。随后，相城区元和街道总工会与相城区元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多次组织崔某、刘大伯等人与两家公司进行调解，但两家公司以施工合同是与崔某所签、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尚未实现为由，始终对支付工资款持消极态度，谈判陷入了僵局。

刘大伯一行对此心急如焚。

厘清法律关系，找到欠薪“源头”

6月14日，相城区总工会将该线索移送至相城区检察院，案件到了该院劳企双护办案团队手中。

为什么公司迟迟不支付剩余款项？是恶意拖欠还是另有隐情？

检察官向行政机关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全面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发现崔某以承包方的名义与两家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分包协议，而刘大伯等人与两家公司均未签订合同，他们的工资均由崔某从分包获得的工程款中支出。此外，崔某曾为刘大伯等人分别出具工资欠条，载明拖欠工资共计85200元。

原来，案件的症结在于并未厘清两家公司、崔某及刘大伯等6人三方的法律关系。欠薪该问谁要、谁要负责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

“两家公司与崔某之间是工程承包合同纠纷，而崔某与刘大伯等人之间则是劳资纠纷。因此，拖欠刘大伯等人工资的责任主体应当为崔某。”办案人员经综合审查认定。

虽然明确了权利义务关系，崔某却道出了自己的难处：“两家公司都拖欠了工程款，导致我也没有办法支付工友们的工资，这才选择带着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每拖延一天，刘大伯等人的生活负担就加重一分。“案小”却“事大”，若采取支持起诉方式，不仅诉讼周期长、占用司法资源，还会影响农民工日常工作生活。考虑到涉案金额、人数，外地农民工的现实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信访风险，该院办案团队负责人连夜召集控申部门召开案例碰头会，决定选择以现场调解的方式解决当事人燃眉之急。

10小时“拉锯战”，多方共谋“最优解”

2023年6月15日，相城区检察院民行、控申等部门共同主持召开现场协调会，崔某及6名农民工、两家公司代表、区元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局、总工会工作人员，区人民调解委员会金牌调解员、法律援助律师等18人到场，共同参与矛盾化解。

协调会一开始，两家公司代表便坚称合同是与崔某所签，与农民工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检察官对此解释：“崔某确实是工人工资的支付义务人。但从建设工程禁止转包、违法分包的角度，将外墙保温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相应施工资质者也违反了相关规定。”一时间，两家公司代表沉默不语。

“你是劳务关系中支付报酬的主体，如果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对于崔某，检察官从他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释法说理。

到了午饭时间，检察官为刘大伯等人买来盒饭。伴着午饭的热气，办案人员又向刘大伯等人耐心解释，检察机关依法支持他们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向法院起诉，但诉讼周期长对他们并不利，如果现在能面对面把事情谈妥，对他们来说再好不过了。

夜幕降临，此时，协商已经进行近10小时。经过多轮协商，最终，两家公司、崔某与刘大伯等6人对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并现场签订调解协议。两家公司当场支付47700元，并承诺于12月31日之前再支付20500元，剩余工资由崔某支付。6月26日，崔某也将17000元工资余款全部支付到位。

在解决6名农民工讨薪的揪心事的同时，检察官还了解到6名农民工家庭中有3户困难户、3户特困户，前不久，又因暴雨灾害导致家中粮食减产。为解决这些实际困难，根据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相关规定，该院又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对符合救助条件的6名农民工申请人发放救助金总计3万元。

王伟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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